文言文《与孙以宁书》选自初中文言文大全，其古诗原文如下：
【原文】
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1），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记。承命为征君作传（2），此吾文托记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
所示群贤论述（3），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指及师友渊源，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4），海内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事隐也。
古之晰于文律者（5），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6），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7），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8），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着。”（9）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10）。宋元诸史，若市肆簿籍（11），使览者不能终篇，坐此义不讲耳。
征君义侠，舍杨、左之事（13），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门墙广大，乃度时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14），非得已也；至论学，则为书甚具。故并弗采着于传上，而虚言其大略。昔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至以文自辩（15）。而退之之志李元宾（16），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宾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业未着，而铭辞有曰：“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仆此传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昔群贤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狭。今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17），他日载之家乘（18），达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19），无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赖也，于仆之文无加损焉。如别有欲商论者，则明以喻之。
【注释】
（1）归震川：归有光，字熙甫，人称震川先生，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县）人。明代散文家。于散文创作力排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着义朴素自然，长于言情叙事，为桐城派文家所推重。着有《震川先生集》。闬（hàn汗）：里门。
（2）征君：即孙奇逢。
（3）群贤论述：指一些人对孙奇逢事迹的记述评论。
（4）门墙广大：《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后即称师门为“门墙”。“门墙广大”意即师门广大，弟子众多。
（5）晰（xī析）：明白。
（6）陆贾：汉初政论家、辞赋家，随刘邦定天下，官至大中大夫。
（7）萧、曹世家：指《史记》之《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萧何与曹参对刘邦立国都起过重要作用，为汉初名臣。
（8）见义：示以为文之义法。《留侯世家》：《史记》为张良作的传。刘邦建立政权后，封张良为留侯。
（9）“留侯”三句：这是《史记·留侯世家》中的活，意为张良对刘邦谈过许多天下的事情，但并非都与天下存亡有关，所以没有都写入传中。
（10）权度：标淮。
（11）簿籍：流水帐簿。
（12）坐：由于。
（13）杨、左之事：指孙奇逢营救杨涟、左光斗的事。
（14）孺悲：春秋末鲁国人。《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夷之：墨子的信徒。《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15）“昔欧阳公”二句：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有人议其详略失当，措词不合，欧阳修于是作《论尹师鲁墓志》以自辨。
（16）“而退之”句：李观，字元宾，年二十九岁客死长安，韩愈为他着《李元宾墓铭》，仅一百五十余字。
（17）意言：中国古代文论自魏晋以后常强调诗文旨趣寄于意外，寄于言外。这里的“言”，自然是语言；这里的意，则是指作品的表面的意思。
（18）家乘：家谱。“乘”（shèng圣）本为春秋时晋国史书的名称，后因以称记载史事之书为“乘”。
（19）的然：明白，清楚。
【翻译】
以前归有光曾经遗憾自己足迹没有出过乡里，所见所闻的人物中没有杰出节操、伟大行为可记述。我承蒙您嘱咐为征君作传，这是我的文章仰仗所记人物来增加分量的机缘，我岂敢不竭尽自己的心力。
你给我看的那些别人给孙征君写的论述，都没有抓住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所写的，大致不超过三个方面：有的详细记述他平生讲学所宣扬的宗旨以及师友相承渊源关系；有的逐条列举他一生仗义行侠的事迹；有的极力称颂他弟子众多，国内向往仰慕他的人很多。这三个方面，都是征君细微的事迹。这三个方面写得详细，征君一生立志的大事反而被淹没了。
古代明了作文规律的人，人物传记中所记载的事迹，一定与所记之人的行为规范、事业格局相对称。司马迁为陆贾作传，将陆贾给五个儿子分配奴婢财产等琐细的事情都写上去了。如果《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中也逐条例举二人的政绩，那么文字即使增加十倍，也不可能全都写下来www.slkj.org。所以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标示了写作的道理：“留侯生平经常和高祖谈论天下之事很多，但不是关系到天下存亡的事，所以不记载。”这就明确地告诉了后世写作文章的人如何处理虚实详略的标准。宋、元各史书，就像街市店铺里的流水账簿，使得读者无法将一篇文章读完，就是因为（作者）不懂得这一原理。
征君仗义行侠，除了营救杨涟、左光斗之事，其他的都是乡村里对自己的行为要求高的人能够努力做到的。他的弟子门人众多，是因为他能够审度时世，正确估价自己，不敢像孔子、孟子那样拒绝孺悲、夷之，是不得已的。至于他研究学问，他自己所写的书已说得很详细。所以这些我都没有写入传中，只是用虚笔写了一个大略情况。从前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以至专门写文章为自己辩白，韩愈为李元宾作“墓志铭”，至今还有人对他写得过于简略表示疑惑。李元宾年纪不到三十，德行还没有修成，功业也不显著，而铭词中已说到：“才高于当世，而品行超过古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这篇传公开后，一定会有人嫌我写得太简略，不知道以往各家的记述，只求验证事实，所以事迹写得越详细，而义蕴反而更狭小。我现在把要详写的事迹写得简略，具体的事迹写得概括，而征君的真正精神品格反而能够在文字之外表现出来，以后载入家谱，交送史官，千万不要用别人写的替换我这篇。只有您明辨是非，不被一般人的言论所迷惑，是征君所信赖的人，对我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损害。如果还有别的什么要商量讨论的，就请明确告诉我。
【赏析】
本文是就《孙征君传》给孙奇逢后人的一封复信。在这封信中，方苞提出了：“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的创作主张。若其人规模较小，则可“琐琐者皆载焉”。若其人规模宏大，则应得其体要，“常事不书”，“非关天下所以存亡事”不着。否则文字即使增加十倍，面面俱到，也不能把一个人物写活。所以替人作传时宜知：“虚实详略之权度”。若如市肆簿籍一般，则“事愈详而义愈狭”，细枝末节显著而人物的精神品格隐没。所以为文要善于剪裁，精于取舍，突出中心，抓住人物精神的闪光点，“详者略，实者虚”，“独著者荦荦大者”，“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方苞的观店对文学创作很有指导意义，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实践了这些观点，信中还回答了了孙以宁所示对孙奇逢事迹的记述评论不予采着的道理：“征君义狭，舍杨、左之事，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至论学，则为书甚具。故并弗采着于传上，而虚言其大略。”所以传记中只选取了孙奇逢一生的大节伟行，以表现他不畏权奸毒焰的刚正卜阳的优秀品格，不与清政府合作的民族气节。事迹典型突出，人物个性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