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语言的演变》出自高三语文下册课文，其原文如下：
【原文】
一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话后世的人听不懂，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久而久之也会这个地方www.slkj.OrG的人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形成许许多多方言。
古代人说的话是无法听见的了，幸而留传下来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如实记录，但是它必得拿语言做基础，其中有些是离语言不太远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对古代语言的演变获得一定的认识。为了具体说明古代和现代汉语的差别，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来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一篇的头上一段：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这一段用现代话来说一遍，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现代不用的字只有四个：昳、曰、孰、吾。可是联系字的意义和用法来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12个字：八、我、能、城、国、不、客、从、来、坐、谈、问。大多数的字，不是意义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两样。大致说来，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不能单用，只能作为复音词或者成语的一个成分。有的构词的能力还比较强，如：形、貌、衣、镜、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极少数词语里出现，如：丽 (美丽、壮丽)、朝(朝霞、朝气、朝发夕至)、窥(窥探、窥测)、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种情形是意义没有改变，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为连词的“而”“与”，只见于一定的文体；表示从属关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几”“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读者”等等；“美”现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 (“美男子”口语不说，也不能拆开)；“有余”现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现在说“八尺多”。
第三种情形是这里所用的意义现代已经不用，尽管别的意义还用。例如：修(长)、服(穿、戴)、谓(对……说)、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称)、及(比得上)、君(尊称)、也(助词；现代的“啊”只部分地与“也”相当)、旦(“旦日”，“明日”，这里作“次日”讲)、之(他)、若(比得上)。还有一个“尺”字，似乎应该属于古今通用的一类，可是这里说邹忌身长八尺有余，显然比现在的尺小，严格说，“尺”的意义也已经改变了(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这里的尺大概跟汉朝的差不多)。
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别。例如“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与徐公孰美？”才跟现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现在说“您漂亮得很”，当中必须用个“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现代的说法是“邹忌不相信自己 (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搁在动词前边，搁在前边就是“亲自”的意思(如“自己动手”)，不是动作对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杀”等，是古代句法结构遗留在现代语里的合成词)。“客从外来”现在说“有一位客人从外边来”，“客人”前边得加个“一位”，头里还要来个“有”字，否则就得改变词序，说成“从外边来了一位客人”。“与坐谈”也是古代语法，现在不能光说“和”，不说出和谁，也不能愣说“坐谈”，得说成“坐下来说话”。“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现代语法也是多余的。
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数的字都是现在还用的，可是仔细一分析，跟现代汉语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二
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有些字眼儿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例如《诗经·鲁颂》的《駉》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16种：“驈”(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黄白相间的)，“骊”(纯黑色的)，“黄”(黄而杂红的)，“骓”(青白杂的)，“駓”(黄白杂的)，“骍”(红黄色的)，“骐”(青黑成纹像棋道的)，“驒”(青黑色而有斑像鱼鳞的)，“骆”(白马黑鬃)，“骝”(红马黑鬃)，“雒”(黑马白鬃)，“骃”(灰色有杂毛的)，“騢”(红白杂毛的)，“驔”(小腿长白毛的)，“鱼”(两眼旁边毛色白的)。全部《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别说诗经时代，清朝末年离现在才几十年，翻开那时候的小说像《官场现形记》之类来看看，已经有很多词语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随着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现而出现。古代席地而坐，没有专门供人坐的家具，后来生活方式改变了，坐具产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产生了。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来才写做“椅”。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来才写做“凳”。桌子也是后来才有的，古代只有“几”“案”，都是很矮的，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后来坐高了，几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称，最初就叫“卓子” (“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来才把“卓”写做“桌”。
外来的事物带来了外来语。虽然汉语对于外来语以意译为主，音译词 (包括部分译音的)比重较小，但是数目也还是可观的。比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苹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柠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兰地、啤酒、卡片、沙发、扑克、哔叽、尼龙、法兰绒、道林纸、芭蕾舞等等，都是极常见的。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外来语就更多了，像化学元素的名称就有一大半是译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车、马达、引擎、水泵、卡车、吉普车、拖拉机、雷达、爱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宁、吗啡、尼古丁、凡士林、来苏水、滴滴涕、逻辑、米(米突)、克(克兰姆)、吨、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经进入一般语汇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变，许多字眼的意义也起了变化。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几”就只用于“茶几”，连炕上摆的跟古代的“几”十分相似的东西也叫做“炕桌儿”，不叫做“几”了。又如“床”，古代本是坐卧两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类似现在的马扎的东西，叫做“胡床”，后来演变成了椅子，床就只指专供睡觉用的家具了。连“坐”字的意义，古代和现代也不完全一样：古代席地而坐，两膝着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战国策》里说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吴市”，坐行就是膝行 (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现代的坐的姿势来理解，又是坐着又是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举两个名称不变而实质已变的例子。“钟”本是古代的乐器，后来一早一晚用钟和鼓报时，到了西洋的时钟传入中国，因为它是按时敲打的，尽管形状不同，也管它叫钟，慢慢地时钟不再敲打了，可是钟的名称不变，这就跟古代的乐器全不相干了。“肥皂”的名称出于皂角树，从前把它的荚果捣烂搓成丸子，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现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碱制成的，跟皂角树无关。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来也是一种化妆用品，是用猪的胰脏制成的，现在也是名同实异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义变化或者事物的名称改变，跟人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比如“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又如“菜”，原来只指蔬菜，后来连肉类也包括进去，到菜市场去买菜或者在饭店里叫菜，都是荤素全在内。这都是词义扩大的例子。跟“菜”相反，“肉”原来指禽兽的肉，现在在大多数地区如果不加限制词就专指猪肉，这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肉”最初不用于人体，后来也用了，在这方面是词义扩大了)。“谷”原来是谷类的总名，现在北方的“谷子”专指小米，南方的“谷子”专指稻子，这也是词义缩小的例子。
词义也可以转移。比如“涕”，原来指眼泪，《庄子》里说：“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可是到汉朝已经指鼻涕了，王褒《僮约》里说：“目泪下，鼻涕长一尺”。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现在的信古代叫“书”，《世说新语》：“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默无言”，“信”和“书”的分别是很清楚的。后来“信”由音信的意思转指书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连用，单用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词义也会弱化。比如“很”，原来就是凶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现在已经一点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说得特别重。又如“普遍”，本来是无例外的意思，可是现在常听见说“很普遍”，也就是说例外不多，并不是毫无例外。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怎样改变了名称，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像前边分析《战国策》那一段文字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多古代的单音词现代都多音化了。这里再举几个人体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发”成了“头发”。有的是一个单音词换了另外一个单音词，例如“首”变成“头” (原来同义)，“口”变成“嘴”(原来指鸟类的嘴)，“面”变成“脸”(原来指颊)，“足”变成“脚”(原来指小腿)。有些方言里管头叫“脑袋”“脑壳”，管嘴叫“嘴巴”，管脸叫“面孔”，管脚叫“脚板”“脚丫子”，这又是多音化了。
动词的例子：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服”或“衣”，现代说“穿”；古代说“居”，现代说“住”；古代说“行”，现代说“走”。形容词的例子：古代的“善”，现代叫“好”；古代的“恶”，现代叫“坏”；古代的“甘”，现代叫“甜”；古代的“辛”，现代叫“辣”。
字眼的变换有时候是由于忌讳：或者因为恐惧、厌恶，或者因为觉得说出来难听。管老虎叫“大虫”，管蛇叫“长虫”，管老鼠叫“老虫”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 (明朝考场里防止考生随便进出，凡是上厕所的都要领块小牌子，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
三
语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语序，像“吾谁欺？”“不我知”“夜以继日”，现代不用了。有些现代常用的格式，像“把书看完”这种“把”字式，“看得仔细”这种“得”字式，是古代没有的。可是总起来看，如果把虚词除外，古今语法的变化不如词汇的变化那么大。
语音，因为汉字不是标音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变化。现代的人可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化的真相。其实古今的差别是很大的，从几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第一，旧诗都是押韵的，可是有许多诗现在念起来不押韵了。例如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róng)。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shēng)。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chéng)。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qíng)。”这还是唐朝的诗，比这更早一千多年的《诗经》里的用韵跟现代的差别就更大了。其次，旧诗里边的“近体诗”非常讲究诗句内部的平仄，可是许多诗句按现代音来读是“平仄不调”的。例如李白的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郭”“白”“一”“别”四个字原来都是入声，归入仄声，可是现在“郭”“一”是阴平，“白”“别”是阳平，于是这四句诗就成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又其次，汉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声法，常常是甲字从乙字得声，可是有许多这样的字按现代的读音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江”从“工”得声，“潘”从“番”得声，“泣”从“立”得声，“提”从“是”得声，“通”从“甬”得声，“路”从“各”得声，“庞”从“龙”得声，“移”从“多”得声，“谅”从“京”得声，“悔”从“每”得声，等等。
从上面这些事例看来，汉字的读音，无论是声母、韵母、声调，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前言】
吕叔湘先生的《语言的演变》是谈语言的变化发展问题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要看懂它并不太难，但是有关这篇课文的一些问题，也有说一说的必要。
课文节选自吕叔湘先生的《语文常谈》。据作者在序中说：“1964年春天，有一天《文字改革》月刊的编者来看我，问能不能给那个刊物写点有关语言文字的普及性文章。结果就是后来在《文字改革》月刊上分期发表的《语文常谈》。原计划写8篇，可是刊出7篇之后，文化大革命来了，杂志停刊，第8篇也流产了。后来也曾经想把旧稿整理印成一本小书，可是那几年的风气是以不读书为贵，也就迟迟没有着手。最近受到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督促，才又鼓起劲来修修补补送给出版社，离开最初发表已经16个年头过去了。给这些文章取这么个名字，无非是说，这些文章内容既平淡无奇，行文也没有引经据典，当不起‘概论’、‘基础’之类的美名，叫做‘常谈’比较恰当。”
【课文赏析】
课文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语言总是处于演变之中。
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作一个深入的了解——
其一是，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列宁曾经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
拉法格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记。”（见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商务印书馆，1978年1版）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有皇帝、丞相、太尉、大司马、布衣、庶人、士、薨、山陵崩、箭、戟等等词语，那么我们可以凭这些语言作出判断，这个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到了现在，这些词语当然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一些旧事物消亡了。代表这些旧事物的词语必定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口语中消失，而只保留在文献中或某些书面里。
拉法格在他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中还说：“意大利哲学家曾说：‘大部分词都有野蛮的和农村的根源。’正如罗马城中的圆形大理石庙宇永久地体现了拉丁乌姆的野蛮人用树枝和泥土搭成的窝棚一样，任何文明语言中的词都保留着原始人林莽生活的痕迹。”我们现在读《诗经》，对里面的不少篇章，读起来感到比较困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反映当时生活的一些词语，在今天的生活里是早就消失了。于是，我们今天去理解诗经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就感到比较困难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文明语言中的词”所保留着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痕迹，来获得对当时社会的了解。
又如，我们古代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反映在语言中的牲畜名称（词语），不仅数量多，区别也很细。据统计，仅《诗经》中，表示马的词就不少于50个（课文中，吕叔湘先生仅举《诗经·鲁颂·駉》中提到的马的名称就有16种）。蒙语至今仍有类似的情况，有众多描写牲畜不同颜色、大小、品种、价值的同语。
从称谓来看，一对夫妻，妻子叫丈夫的父母为公公、婆婆，叫得亲热一点的，就仍然叫爸爸、妈妈。然而，假如我们今天去读《谷梁传·柜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父戒之日：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日：谨慎从尔姑之言。”再读唐代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刷深浅入时无了”’就会对“舅”、“姑”这些词感到不好理解。、这里的“舅”、“姑”分别指的是丈夫的父亲与母亲。
为何古代的媳妇叫丈夫的父母为“舅”“姑”呢？
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规定“同姓不婚”，只有不同姓的两个氏族才可以通婚。两个通婚的父系氏族彼此嫁女，实际上是姑舅结亲：从女方来讲，所嫁氏族的公公，正是母亲的兄弟辈，所以称公公应该称舅；所嫁氏族的婆婆，正是父亲的姐妹辈，所以称婆婆应该称姑。同样道理，女婿称岳父岳母也称舅姑。这种称呼习惯，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仍然保留着。
这样的称谓，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种佐证。
其二是，社会变迁也必定会影响语言。
解放前，我国工业品大多是靠国外运进来的，于是许多物品都带有一个“洋”字，如洋油、洋布、洋袜、洋线、洋烛、洋火（柴）、洋肥皂、洋铁面盆、洋娃娃等等。后来，解放了，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的产品，这样，“洋油”改叫为“石油”、“煤油”，那些“洋布”之类的“洋”字也没有了。为什么这样“洋”字会没有呢？因为这些国外运进来的东西消失了，代表这种事物的词语在人们的生活中也逐渐被淘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