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文《老王》出自八年级上册语文，其原文如下：
【原文】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wwW.SLKJ.orG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前言】
文章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段，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应该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关心不幸者。
【注释】
干校（gàn xiào）：这里指”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干部集体下放劳动锻炼的场所。
默存（mò cún）：本文作者的丈夫钱钟书的字。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学者、作家，着有小
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等。
翳（yì）：眼角膜病后留下的疤痕。
伛（yǔ）：弯（腰）曲（背）。
骷髅（kū lóu）：干枯无肉的死人颅骨。比喻瘦成皮包骨的人。
取缔（qǔ dì）：明令取消或禁止。
滞笨（zhì bèn）：呆滞，笨拙。
凑合（còu he）：将就。
攥住（zuàn zhù）：用手握住。
愧怍（kuì zuò）：惭愧。
惶恐（huáng kǒng）：恐惧不安。
荒僻（huāng pì）：荒凉偏僻。
塌败（tā bài）：形容塌陷破败、没有生气的样子。
【教学讲解】
首先，老王的善良是文章的唯一描写内容吗？我觉得不是。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这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善良吗？这其实不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与善，更是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的讽刺与控诉。所以，作者写老王的善良，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是一个黑恶的年代。
其次，老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那么，杨绛一家呢？文章中多次写到杨绛一家如何对待老王，可以看到杨绛一家人的善良，这种善良一直延续到了他们女儿的身上。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仅仅写了一个人的善良，而是写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是写善良的人们在恶的年代里的相互取暖。
最后，文章中最核心的一句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一句话始终的理解：
一、为什么说老王是“不幸者”
文章中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生计的来源“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住的地方是“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几间塌败的小屋”；他还“瞎掉一只眼”。此外，他“是单干户”，“失群落伍”；他近乎没有亲人，“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是一个“老光棍，大脑还不灵活。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底的“不幸者”。
这一点毋庸置疑。可这样的“不幸者”，却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与杨绛相识。
他们的相识，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闲聊”，但老王还是极为珍惜这样的一种相识。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一种“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文革期间，杨绛的丈夫钱先生“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近：杨绛将他视为“熟人”，愿意倾听他的“闲话”；杨绛的女儿也曾“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尽管有些时候，“拿钱”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样的温暖和亲近，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老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以劳力为生计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质朴的天性使他对有知识的人，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敬仰之情，这样的敬仰没有一丝的功利色彩，它全然发自内心深处。于是，老王才在行将就木之际，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来送给杨绛。老王此次来，应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身躯，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为何造成这样的误解，后文还将陈述），使其成为一种简单的钱与物的交换。“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而那“脚步声”踏响的又是老王另一个意义上的“不幸”。如果说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显性的话，那么这次老王所踏响的“不幸”，却是隐性的。其关键之处在于老王以自己简单的思维方式，将杨绛一家对他的同情心曲解为家人的亲情。他实心实意地做着一切他自己以为该做的事，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那从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杨绛交流，可这样的交流也只能停滞在物与钱交换的表层，距离心的交流极远。心的距离，是他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缩短的。
二、杨绛又为什么是“幸运的人”？
杨绛的“幸运”，不仅仅是指她与老王两人在物质上悬殊的比较，杨绛的“幸运”首先应该是在她们一家遭逢“不幸”的时候，遇到了老王这种“最老实”的人。老王给予她一家的帮助，可谓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么是“欺负”，“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没有“欺负”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实地做事。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虽然杨绛也有“不幸”：文革中被冲击，自己下放到干校；丈夫腿走不得路，还得自己烦请老王帮助送医院。但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杨绛写此文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剖析自己与老王相识的点点滴滴，传达她对人生的别样体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一篇短文中详尽地表述。杨绛同情老王际遇的“不幸”，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助老王。在她看来，老王已经够可怜的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点儿便宜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对人和对事上都坚守着一种原则，那就是决不欠别人的情。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对老王的付出，总是物化为用金钱给予回报：老王给她家送冰，尽管老王说“车费减半”，可她坚持不减；老王送钱先生去医院，“坚决不肯拿钱”，可她“一定要给钱”；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给她送去鸡蛋和香油，她还是“拿钱去侮辱他”。请注意，杨绛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词：“侮辱。”它让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写此文时的一种别样心境，意蕴深远。我们再读文章中的这样两段文字：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这里的两个“赶忙”耐人寻味，老王的“赶忙”是知道了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将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杨绛的“赶忙”，是她没有能领悟老王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她也无暇去领悟，因为，那时杨绛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出于一种本能，她“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我想，任何人对杨绛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的举止，都没有理由非议。事情的结果，自然是老王无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钱”。从这一个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一种隔阂。这样的隔阂，在文章中还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杨绛家的“十多天”后，杨绛与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对话：“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着隔阂的还不仅仅是杨绛老人，即使是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着隔阂，虽然两类隔阂的意义有可能不同。
然而，杨绛毕竟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一再追忆”老王生前留下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对他的“谢意”，可杨绛得到的却是“心上不安”。这样的“不安”，不停地拷问着她的灵魂，使她顿然了悟：自己既往与老王之间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不公平；自己对老王“钱”的回报与老王对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于她而言无疑是一种揪心的痛。这也正是“几年过去了”之后，杨绛反思生活的一种精神的自省。知识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幸运”呢？
其实，杨绛文中结语的“幸运的人”，原先是“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动，是有她深层次的考虑。我想，这大概也就是杨绛所说的“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吧。
还有一点作为补充：老王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最终让杨绛老人深刻地觉悟出人生的“愧疚”，而她又将这一切质朴地昭示于后人，那又该是后人的“大幸”了。
